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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业文明的历史因素,中国人自古推崇“天人合一”,讲求对天地万物的敬仰和向自然学习。这种理念导致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审美体系的产生,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环境景观文化。中国古人在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空间艺术处理方面取得了极高成就,而其理论根源,却与在当代西方科学主义认知模式下具有颇多争议的“风水学”密不可分。
风水学源于墓葬。在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的礼仪中,最重要的便是祭(祭神)祀(祀祖先)。[1]中国人对祖先的地位如此重视,以至产生“事死如事生”的情结。这一情结经过逐渐演化发展,在融合了大量由假想、实践等多种途径获得的理论知识后,最终导致了风水学的产生。
现存最早的风水书是晋代郭璞(276-324)的《葬经》。《葬经》中说:“葬者,藏也,乘生气也……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基于这种理念,古人相信墓地选择的好坏,关系到子孙的繁荣,于是不断的对自然的地质、地貌等特征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希望得出所谓“风水宝地”的选址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审美体系渐渐形成,并由应用于阴宅逐渐转变为应用于阳宅的选址及规划。鉴于“事死如事生”,这种转变也不足为奇。
风水学说虽然是按照“气”、“阴阳”、“四灵”、“五行”、“八卦”等风水学因素考虑的,但出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取得一种和谐的关系。所以,追求一种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人为环境的思想始终包含在风水的观念中。居住环境不仅要有良好的自然生态,也要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和人为景观。[2]风水学的这些理念对后世中国的景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抛开风水理论,将会很难理解中国传统景观规划的真正奥妙所在。
风水学作为一种来源复杂、发展漫长的综合性理论,其本身具有诸多独特属性。研究这些属性,对我们了解中国景观规划的历史,进而丰富自己对于景观学的理论及实践素养,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 风水学的神秘性
中国文化中宗教的地位相对不高,然而中国文化却并不缺乏神秘性内容。从阴阳五行、《易》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术数、风水等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本应由宗教占据的这块民族文化中的特殊领域。纵观历史,每种文明里都包含了某些神秘性的因素,这绝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愚昧迷信,而是继承于人类社会初期乃至图腾时代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及文化现象,体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好奇与谦卑。
风水学说独树一帜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它的神秘性。其实早在商周之际或者更早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古代先民选址和规划经营城邑宫宅活动的史实性记述,如武丁王相土作大邑的卜辞:“贞:作大邑于唐土”(金611);“已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乙 570);“庚午卜,丙贞:王易作邑,在兹,帝若”(丙 86)等等[3]。但这些还不可算作完整意义上的风水,而只能算作“卜宅之文”。真正意义上的风水学说是在具体阐述了“气”、“阴阳”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演绎出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囊括了古代玄学的珍贵思想。如《葬经》中所谓“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粟芽于室”便是试图以联系的观点解释自然万物,虽然其假想的成分居多,但出发点却是从自然的本身来解释自然而非求助于上帝,具有朴素辩证法的特征,体现了中国古代玄学中的智慧光芒。
另一方面,风水学的神秘性内容作为一种带有浓重形而上色彩的存在,实为古人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例如“气”这一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概念,就在风水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和完善。郭璞《葬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无论是阳宅还是阴宅的选址或营建,都很重视对气的疏导、缠护、会聚、回收,其目的都是为使有“升降变化”的“天地之气”会聚于穴。应该说,它和西方人对心理空间的感受有相似之处,只是所选择的方法大相径庭。[4]这种“气”的理念,经过风水学说神秘性的渲染,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责任编辑:园景人)